提升主播職業化水平 促直播行業健康發展
最近一段時間，“瘋狂小楊哥”“東北雨姐”等幾位頭部主播接連陷入虛假宣傳風波，受到網友持續熱議。隨著直播電商的快速發展，亂象也逐漸浮現，其中虛假宣傳、價格壟斷、低俗帶貨等問題較為突出，嚴重損害了消費者權益。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直播生態的建設問題。
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數據，2023年，我國12315平臺接收網購投訴舉報達1261.1萬件，占投訴舉報總量的56.1%，以直播電商為主的新興電商投訴舉報增幅明顯高于傳統電商平臺。這些數據進一步反映了當下重構直播良性生態的緊迫性。而在此過程中，網絡主播的職業化、專業化和規范化問題尤其值得關注。
在當下的直播環境中，低門檻與高收入的誘惑使大量從業者蜂擁而入，網絡主播從業者存在參差不齊的問題。一方面，直播帶貨入行條件低，僅需一部手機便可隨時隨地開展，讓人產生輕松入行、快速獲利的錯覺；另一方面，不少主播因為缺少專業培訓，收入狀況并不理想。《網絡主播新職業發展報告》顯示，在填寫調查問卷的主播中，八成以上職業網絡主播平均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。和一些頭部主播的收入相比，差異極大。盡管如此，仍有近九成職業網絡主播表示愿意長期從事這一職業。
主播不僅是直播帶貨產業的前臺核心，更承擔了團隊管理、供應鏈品質把關、售后保障等多重責任。作為平臺經濟的新業態，直播帶貨的背后涵蓋了龐雜的流程體系——從產品來源、品質控制，到運營、直播售賣，再到質量保障、售后服務，每一步都需要精細的管理與責任意識。
與此同時，直播平臺過于關注流量增長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部分主播傳播低俗內容、從事灰色產業的行徑。在一些直播平臺上，停留時長、互動率、平均在線人數、成交密度等一系列數據指標構成了流量爭奪的游戲規則，為了搶奪流量資源，部分主播通過生產低俗、惡搞、過度煽情等內容，加入流量之爭，導致“劣幣驅逐良幣”，加劇了直播生態的混亂。2023年央視“3·15”晚會曾曝光直播間背后的“提線木偶”問題，部分直播公司通過群控系統控制水軍賬號，如多臺手機同時操縱大量水軍賬號，在直播間爭流量、刷人氣，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。
2024年7月31日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會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、國家統計局向社會正式發布19個新職業，網絡主播被列入其中，標志著該行業進入了職業化和規范化轉型的關鍵階段。
首先，推進網絡主播職業化，意味著明確直播的責任主體。虛假宣傳等問題發生后，不少主播將責任推至商家，更有主播在直播間標注“非銷售者”等字樣，通過文字游戲切割自身與商品質量的關系。要實現直播產業的健康發展，必須明確直播責任主體，確保平臺、主播和商家責任邊界清晰。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》，針對直播帶貨、大數據殺熟、自動續費、刷單炒信等網絡消費亂象進行規范，進一步明確平臺、直播間和主播對產品的責任。只有建立嚴格的主播職業責任邊界，才能使直播產業逐步走向規范化。
其次，提升網絡主播職業化水平，需要將直播融入完整的銷售生態鏈?！吨辈ル娚绦袠I高質量發展報告2023—2024年度》顯示，直播電商不僅促進了消費市場的活躍，還帶動了供應鏈、物流等相關行業的協同發展。對于規模化的直播團隊而言，將直播視為整個銷售生態系統中的一環、而非脫節的銷售和展示，有助于減少虛假宣傳、過度宣傳等亂象的發生。因此，理解直播電商與供應鏈的協同作用，培養網絡主播的銷售生態鏈意識格外重要，只有逐步建立起與直播前端相匹配的供應鏈和售后服務體系，才能促進整個行業可持續健康發展。
最后，主播職業化的進程需要政府、平臺、社會機構多方的通力協作。應依據政府出臺的網絡主播行業準則，進一步細化其從業職業標準，使網絡主播的職業化進程有據可依。平臺方應擴展推流機制的維度，破除“唯流量論”，將產品質量、內容合規和用戶評價納入主播從業考量范圍，重點掃清“流量灰色地帶”。在機構層面，要逐步提高MCN機構（“多頻道網絡”或可理解為“網紅經紀公司”）簽約主播的準入門檻，并搭建多層級、差異化的主播培訓體系。
直播帶貨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業態，不但改變著消費文化，也為經濟增長持續注入新動能。推進網絡主播職業化，促進直播行業職業化與規范化的正循環，才能讓整個行業跳脫出單一的利益博弈，煥發更為持久的生命力。